8個行動挖出蘊藏在社會、金融和環境裡的新市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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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文章,我們探索了「Tech for Good」一詞的可能起源。

它是草根的產物,在 90 年代英國人保羅・米勒(Paul Miller)催化下,誕生於倫敦Shoreditch一帶的科技社群之中。米勒曾是社會創新陣營(Social Innovation Camp,簡稱SICamp)的成員,現任社會科技創投 Bethnal Green Ventures 的執行長。

當年,許多軟體工程師、網路工程師、第三部門集結在黑客週末,試圖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。他們提出了許多創新的構想和原型,儘管多數石沈大海,卻讓大家看見科技為善的可能性,孕育出社會科技創新的三重螺旋模型(The Triple Helix of Social Tech Innovation),其整體發展歷程即是「經濟」「社會」和「使用者」三大價值的交織和辯證。

在此基礎之上,加速器計畫催生了無數的社會科技新創,亦為 NGO 和社會企業注入資金和技術。

在這個階段,Tech for Good的主力仍集中在社會科技新創、社會企業、非營利組織等第三部門,是由下而上的行動;企業(含科技業)扮演的是贊助商,贊助小額獎金或啟動基金,但非行動者。

這使Tech for Good充滿了慈善公益色彩。

Tech for Good 和 CSR 界線模糊

隨著企業不再滿足於掏錢的被動角色,主動出擊、提供人力與技術,Tech for Good 和企業社會責任(CSR)益發界線模糊。

舉例來說,摩根大通(JPMorgan)的 Tech for Social Good 計畫,主要是媒合員工志願者和學生/非營利組織,協助他們提出科技的解決方案,稱為「技術志工服務」。

去年,Google 開出「Google AI Impact Challenge」戰帖,企圖用 AI 解決人道與環境問題(AI for Social Good),最後選出全球 20 個非營利組織;除了總額 2,500 萬美元的經費,還提供 AI 專家、機器學習工具、Google Cloud 的雲服務和諮詢等。

Google AI 營運長考芙曼(Irina Kofman)接受路透社採訪指出,該挑戰的初衷之一是「有成千上萬的員工渴望從事社會公益(social good)項目,即便這些項目無法直接創造收入。」

開發新市場

本來是深存於人心向善的渴望,透過 Tech for Good 的世界行動,從員工面向開始,在企業端開始能落地、生根,甚至成為迎向下一波成長的解方。

全球最大的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(Accenture)認為,現今世界已經進入第四波工業革命,下一個大躍進的契機(Next big growth opportunity)就在眼前。為在 2030 年之前分食高達 12 兆美元的商機,企業必須重新審思、並找出自己在新市場中的戰略位置,找出新的 TA,開發新的營收成長模式,並設法品牌差異化。

危機即轉機。新市場就蘊藏在社會、金融和環境議題裡。

這塊大餅尚待開發,亦無法獨食。欲實現和分食新商機,必須進行產業鏈的結構性重組,形成一個 Tech for Good 創新生態系;藉助監管單位、學界、創新者和公民社會的集體智慧和協力合作,來擴大企業的影響力與利潤。

在這套架構下(下圖),有八個行動者,各司其職,協同合作:

政府透過政策和補貼來促進創新,公民社會則定義問題;在這個背景下,學界和研究單位負責基礎研究,開發科技,奠定未來發展。再由新創將這些構想和技術建成原型,開發新的商業模式。

企業則挾其龐大的營運及財務實力,將產品/商業模式規模化,透過市場解決問題,實現獲利。社會企業家肩負開創新市場的任務,並透過投資或合作,從企業和社會創投取得資金和資源。非營利組織則處理市場失靈、服務缺乏市場的弱勢族群,CSR 被歸在這一塊。

埃森哲的 Tech for Good 創新生態系。(圖片來源:截自埃森哲
解決轉型問題

麥肯錫的談法不一樣,它不談顧客,不談新市場,而是直面「問題」。麥肯錫認為,Tech for Good 是一套解決方案,目的是要解決「前端科技」(frontier technology)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型陣痛。

其 2019 年發表的報告標題一以概之:「Tech for Good:用科技弭平動盪並提升人類福祉」(Tech for Good: Using technology to smooth disruption and improve well-being)。

這與世界經濟論壇(WEF)的看法不謀而合。2020 世界經濟論壇的 Tech for Good 專題就開門見山說:「新科技總是帶有破壞性的。它殺死了工作,創造了新的工作,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。」

這些破壞包括了大規模失業、貧富落差加劇,中產階級工作受到威脅等等,而企業無法獨善其身。消弭破壞、積極管理轉型風險,從而實現整體經濟和個人福祉,就是麥肯錫報告定義的善。科技作為一種工具,可以載舟,亦能覆舟,Tech for Good 則是實現善的工具。

「我們的模型顯示,要實現整體經濟的正向發展和個人福祉,必須將科技應用的重心放在創新導向的成長,而不是一昧透過自動化來節省勞動力和成本。」報告指出。

具體操作上,麥肯錫從約 600 個相關案例中,歸納出評估 Good 效果的六大福利指標:

就業保障、物質生活水平、健康、教育、環境永續和機會平等;並總結出一份有望降低轉型風險、抬升六大福利指標的潛力科技清單(見下圖)。最後選出三個重點科技:數據與人工智慧,連接性與平台,機器人。

Tech for Good八支潛力股,紅框內為潛力最高的三大重點科技。(圖片來源:截自麥肯錫
用 AI 優化每個人的職涯品質

在所有案例中,超過 60% 都採用了數據分析與 AI。例如 NLP 能有效客製化課程內容,提高職訓的學習效果;利用 AI 消除招募過程的歧視;用 AI 和 IoT 來減少碳排放。

35% 的個案則採用連接性與平台相關工具,包括行動網路、雲端等。平台可在最短時間內,降低轉職成本,大幅改善勞動市場的流動性,幫助人們重新培訓、企業重配置人力,從而有助於解決就業保障和物質生活水平的問題。

透過數位金融和遠距醫療,行動網路有助於實現機會平等。

機器人的採用率有 16%,藉由機器人輔具、聲控、乃至無人車,都有助於改善殘障者的溝通和移動,進而提升其就業上的機會平等。據估計,自駕車和半自駕車能改善美國 200 萬人的就業機會,並每年節省 190 億美元的醫療開支。

三大重點科技在實務上的正面應用,可見下圖。

三大重點科技在實務上的Tech for Good正面應用。(圖片來源:截自麥肯錫

麥肯錫認為,善用Tech for Good,企業將獲得訓練更精良、壓力更小、更健康快樂的員工;他們的生產力和適應力更強,有助於推動新的科技應用和創新,衝高營收和獲利。

首先,企業必須深信積極管理科技應用,利己利人。

其次,企業的科技應用必須著重創新和積極管理,例如用AI物流分析節省成本並減少碳足跡。

最後,Tech for Good有賴眾多利益關係人的合作,例如將職場所需的關鍵技能回饋給教育單位。

惟該報告對政府和公民社會的討論較少,政府透過公共支出、補貼、政策來鼓勵創新,降低創新成本,決定科技開發的方向;公民社會則負責監督,例如確保數據開放,發起眾包計畫等。

(感謝本文協同研究者王茜穎)

圖片來源:若水國際

 

延伸閱讀
·下一波大成長來臨前,微軟、谷歌等科技巨頭都在想的事
·科技可以如何幫社會解決問題?關鍵只有一個
·原來是一條寂寞的路,最後卻催生出全球「科技向善」潮

參考資料

  1. The Triple Helix of Social Tech Innovation
  2. Tech for Social Good
  3. Google seeks to grant $25 million to AI for ‘good’ projects
  4. Tech4Good: Scaling up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
  5. Tech for Good: Using technology to smooth disruption and improve well-be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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